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先后在甘肃省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工作。现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1950年代中期，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过一件形制颇为特殊的器物，因为不明用途，报告依据器物的形态称其为“翻唇盘”。《西安半坡》考古报告是这样介绍的：形制较特殊，腹浅而斜，底小，唇方折外翻而下垂，壁颇厚。内外表均磨光，红色。在下垂之唇部的末端，有倒置之唇面，亦饰数道弦纹，周缘钻四个小孔。对于其功能，报告推测“似为承托东西而悬挂用的”。

　　1980年代末，有人鉴于“翻唇盘”具有可平衡旋转型和转动慢速的特点，把它认作是慢轮制作陶器的托盘。有人进一步结合西南地区傣族和纳西族的制陶方式，认为这种器物应是放置在木转盘之上的陶转盘，是制作陶器的操作台。由于木质器具易于朽烂，陶转盘下的木制转盘和木轴没有发现。

　　基于这样的认识，2006年出版的《秦安大地湾》考古报告，径直将此器称作“制陶托盘”。该器出土时，一盆形座倒扣其上，盆形座口径略大于器底内壁的圆形泥棱的直径，正好将盆形座固定于此托盘内。与半坡遗址所处者的区别是，该器是由托盘和覆盆两件器物构成的，以覆盆作为盆内的凸起部分。

　　正当“制陶托盘”说几成定论之际，有人认为此类陶器应该是早期的灯具。因为如果是制陶托盘的话，没有发现旋转留下的摩擦痕迹，圆盘直立的周边和唇面的纹饰也没有使用的意义。将这类器物认作是制陶托盘的研究者，忽略了两个器物细处。一个是半坡出土的“翻唇盘”周缘钻有四个小孔，在长安马王村出土的一件同类器上，也有大的钻孔，《西安半坡》认为其是悬挂使用的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此器是灯具的话，将其吊挂于高处，正合乎“高灯下亮”的道理。另一个是半坡出土的“翻唇盘”盆内斜壁上有密集的横弦纹，大地湾出土的“制陶托盘”外壁上有密集的横绳纹。如果此器是灯具的话，盆内盛有“灯油”，水平向的弦纹和绳纹就是观察灯油位置的刻度。这刻度的意义直接是查看灯油多寡以及时添加，间接则可能具有计时的功能，武侠小说中，常有这样的描述：两位互较内功的武林高手，已相持了“一炷香”的时间。

　　把距今约5000年的仰韶时代晚期的半坡“翻唇盘”和大地湾“制陶托盘”看作是史前时期的灯具，还可以得到陶制灯具流变的支持。在杞县鹿台岗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中，有一件“中柱盂”，泥质灰陶，方唇，斜腹，浅盘，中部有一空心柱。在郑州小双桥商代前期遗址中，出有两件“中柱盆”，为泥质灰陶，宽折沿外侈，腹壁微鼓，浅腹，腹内璧有弦纹，大平底，盆地中部有一直立的圆柱，圆柱内空，柱顶有弧形盖帽。从形制上看，这两件“中柱器”的中柱相当于半坡“翻唇盘”内的凸起部分，其承袭关系十分明显。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的战国墓葬中有一种较为常见的“鸟柱盘”，该器多为泥质灰陶，侈口或敛口，浅腹，或平底或圈足；盘底中心矗立一柱，或实心或空心，大多高出盘沿；柱顶捏塑鸠鸟状饰，或敛翅静立或展翅飞翔，有的背上有一穿孔。在邯郸百家村战国墓中，发现鸟柱盘坐在一筒形器上，表明它们是配套使用的。孙机认为战国时期的鸟柱盘就是灯具：当盘内盛满灯油，并将浸透了油的灯炷（灯焾）搭到鸟背上，再用反光的阳燧镜引火点燃，鸟柱盘就成为照耀祭品的明烛，燃烧着圣火的神灯了。他之所以将鸟柱盘视作用于祭奠的礼器，是因为中山国国王的墓中出有一件十分精美的青铜鸟柱盘。有人认为，作为明烛使用的鸟柱盘，所使用的燃料应是动物脂类，动物脂类富含饱和脂肪酸，凝固点较高，常温下基本呈固态。所以如果在常温下将灯柱搭到鸟背上，火焰距离油面太远，固态燃料无法浸润到灯柱上，灯柱就会熄灭。而古人将筒形器与鸟柱盘搭配成器，在筒形器内放置燃料，就可以保证盘内动物脂类燃料为液态。如此，我们也就理解了半坡“翻唇盘”下部中空和大地湾“托盘”内倒扣盆的意义了，那就是在中空部位和盆内放置炭火类燃料，以保证盘内动物脂类燃料的液体状态，进而保证陶灯的长明状态。

　　按着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考古发现，人类认识和使用火是旧石器时代的事情。经过上万年的经验积累，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人类已经充分认识和驾驭了火的取暖、熟食和照明三大功能。在距今约4500年的宁夏海原菜园子半山马厂文化窑洞式房屋中，发现有多处安插松树明子的孔洞，附近的洞壁被火炬烘烤而变了颜色。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客省庄文化的房址内，也发现有安置陶制灯具的壁龛。可以想见，正是因为有了陶灯具，5000年前的半坡居民和大地湾居民才得以在缺少窗子的土木房屋内度过冬日漫漫的长夜！